五、缔造一个新学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

高：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你对这个学科很重要，有人说乐黛云老师凭一己之力建构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而你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不能说凭一己之力，也可以说是你和学术同伴把中国当代文学建立起来的。你能谈谈1980年左右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状况吗？

谢：1979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我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10月29日到11月16日，我跟王力、魏建功、杨晦、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光潜、季羡林等14位北大老师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邀请白桦、刘绍棠、张洁等到北大讲演，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1982年我第一次在北大课堂上讲新诗，给1977、1978、1979三届北大学生开“中国新诗研究”，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全中国第一堂新诗课。1982年我开始招第一届研究生，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第二届就是吴秉杰、钟友循、李书磊，两年收了6名当代文学研究生，当代文学招收专业研究生，对于学科来说有重要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也很重要。当然，当代文学的盛况跟当时文学和现实状况有关，也是当代文学研究者集体做出来的。在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还没有形成，我们上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王瑶先生是主讲老师，后来严家炎、乐黛云他们都讲过，我的同学孙先生（孙玉石老师）也讲过，但是王瑶先生主讲的是现代文学，诸位知道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新文学到了1949年以后，因为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或者42年讲话以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很难纳入现代文学史当中。一般来说讲到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到赵树理就结束了是吧？“讲话”后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到这为止就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所以那时候大家说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鲁迅先生开始的，到了49年就不再研究了。我是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教师，我觉得49年以后的文学研究也充满挑战。

从49年到80年代又是30年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新的学科就面对当代，面对着新中国的新文学，对49年以后到现在应该有研究。

当代文学是一个小弟弟，但小弟弟的岁数比哥都要大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越来越长，所以建立新学科势在必行。

高：你能谈谈当代文学教研室筹建的情况吗？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还有哪些老师？洪子诚老师是什么时候进入当代教研室的？

谢：当时北大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和张钟老师张罗这个事情，就请洪老师到当代文学教研室。洪老师引进很成功，我看周先慎老师文章写得很好，学问做得很细，我也建议他到当代文学教研室，但他兴趣不在这，他去古代文学教研室了。然后加上汪景寿老师，加上赵祖谟老师、曹文轩老师，还有陆颖华老师（主要研究戏剧，也是从文艺理论教研室转过来的），这些老师凑起来建立了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教研室成立以后就着手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编教材以后，就编“作品选”，我们在北大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而且开始招生，研究生就这样开始招的。

高：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你为第三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从此开始了培养中国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历史，你是北大第一位被授权指导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意味着你要为这个还没有学科化的学科“立法”，你能谈谈当时第一次招收博士生的情况吗，你是怎么培养学生的？

谢：据苏州大学王尧教授考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一条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线索，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八十年代谢冕先生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点，南有复旦大学潘旭澜先生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点，南北二点的创建是当代文学第一次以学科的名义和现代文学对应”。那就是说北大和复旦几乎同时招收了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生。1987年我招生第一届博士生程文超，他来自于华中师大，那时候批准博士点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这个导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可能南方有复旦大学，有潘旭澜先生在里面做，但大家互相不通气。程文超信息很灵通，当年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竞争对象，后来人就多起来了，韩毓海、张颐武、马相武，再后来李杨、黄亦兵，王利芬是李杨引荐进来的，他俩是校友。李杨把王利芬带过来说跟我面谈，那天我正好在学校要上课，李杨让王利芬跟他一起去听，路上我们一起走着去教室，王利芬后来回忆说这一段路走的太短了。

我们当代文学博士点虽然是第一次建立，但是前面现代文学方向王瑶先生已经在做了，已经有很多经验了。一般来说入校必须跟老师有个交谈，老师问一下学生的基本情况，对当代文学有一些交流，聊天了解一下学生究竟有什么准备，入学后我就要给学生开书单，开书单是非常重要的，让学生去读这些书，那时候开的书单大概100多本的样子，大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些书，我希望学生从中学到一些方法论，还有历史感。书单不全是当代文学的书，有文化史、社会学、历史学的，我希望扩展他们的思路，也很重视历史感和方法论，在写作上面特别培养学生对事实说话，不能空谈，做学问要有学科规范，避免空谈。

高：1995年我来北大读你的博士研究生时，才深深地感触到当代文学面临着其他学科的挤压甚至碾压，当时的学科鄙视链是：古代瞧不起现代，现代瞧不起当代，面对这门正在“生长”的学科所面临的难度、困境，以及学科的合法性——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直到1999年才出版——你好像只做自己的学问，研究诗歌，潜心学术，你能谈谈当代文学的学科状况吗？

谢：当时确实压力很大，就像洪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一个学科，因为谁都能够读当代作品，谁都能说上几句，认为这里没有学问。其实洪老师把当代文学做得很好，做得比我要好得多。我们当代文学教研室建立的学科叫什么？当代文学。当时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课本叫什么？《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编写教材我没参加，因为我太忙了，忙于诗歌研究和诗歌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

大家认为当代文学还有学问吗？看起来当代文学没有学问，因为当代文学，谁都能说上几句，其他学科有考据，有史料，有规范。现在洪老师把当代文学做得比较完善了，他建立的史料，他写的文学史，他编的作品选就比较完整。我们放开说洪子诚的学问谁能够比得上？没有人比得上。

这不是乱说的，对！第一届文代会、第四届文代会洪老师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周扬的材料和胡风研究拿来比一比，难道没有学问吗？这种史料太丰富了，而且很难做，比五四、比什么时候要难做得多，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结在一块，和文学的艺术的追求纠结在一块，太难做了，我们做到了。最近他的研究已经涉及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我非常表扬他这一篇文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从“苏联化”引进来，到逐渐地把它去除，把“苏联”的因素去掉，这是洪子诚的功劳。《中国当代文学史》输出了多种语言的版本，北大没有几个学者的著作能如此在国际和国内广泛地被阅读。当代文学教研室，不敢说北大是第一，我就关着门说当代文学全国肯定我们做得最好。

邵燕君现在研究网络文学，她研究的是最好的。曹文轩儿童文学小说研究也是最好的，北大中文系当代教研室目前状况而言在全国应该是最强的，刚才说到曹文轩和邵燕君，还有陈晓明、张颐武、韩毓海、李杨、贺桂梅、计璧瑞等都术业有专攻，还有更年轻的老师，人们再也不敢说当代文学没有学问了。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多大贡献，无非就是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把这个事推出来了，建立了这个学科，建立了一个博士点，成立一个学术的中心，我们做到了，后来又有刊物，又有研究会，我们都参与了。

高：作为当代文学学科，它的学科性怎么定义？刚才您提到别人认为当代文学学科没有学问，洪老师把它做成了。但是当代文学又面临着学科性建设，我们怎么界定文学的学科性，或者它是不是跟社会学跟历史学划清边界，现在我们谈文学的很多不再谈文学，而谈社会科学，谈革命，谈性别，文学的学科性怎么来界定？应该怎么来从事文学研究？

谢：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它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定位就是这样的，是当代文学的源头，当然，也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文学传统过来的，跟我们最亲密的学科就是现代文学，叫当代文学，其实叫现代文学也可以，但因为当代很长，时间很长，从49年或者40年代以后到现在已经另外一个世纪，所以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把它隔开也好，但其实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有的学校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合在一起的，但是也有分开的，分开也对，合在一起也对，看你研究方便而已。合在一起的话就是当代太长太长，你还可以分段，因为现代文学只有30年，当代文学它不止30年，所以合在一起也可以，但是它是一个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延续，五四新文学在新的时代里头的一个继续，这是没有错的。

洪老师写当代文学史时从体制上叙述了当代文学史一体化结构的形成，以及在80年代的多元化和瓦解，还是按照时代和文学来处理文学史资料，后来也有用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来处理文学史的，都有各自的角度，会带来不同的看法。再后来研究文学的方法就更加多元，社会学、历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等，当然也有湮没文学的时候，全篇都在谈革命就是没有文学，文学研究还是要有文学，这是核心，文学研究没有了文学还叫文学研究吗？各种理论都是方法，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学，这也是当代文学的边界和学科性。

高：我们选博士论文题目时，你希望选大题目，做大文章，比如不要选作家论，你对学生的题目又很宽容，有的老师自己做诗歌研究一定要学生做诗歌研究，你的学生里好像一个也没有写诗歌题目的，你怎么看待博士论文的选题？

谢：对对，博士论文写某一个作家，我一般都反对，太好写了，假定说写丁玲或者写什么，你就随便找一个写。举例来说，他要写王蒙，我怕他写了王蒙以后，他忘了整个王蒙的同时代作家。我希望这个博士生有全部的大的视野，掌握这个学科整个的脉络。

除了王蒙，还有汪曾祺，除了汪曾祺，还有蒋子龙，除了蒋子龙，还有很多。你写一个作家太便宜你了，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放你走，我希望你掌握更多的资料，在大的视野当中你可以讲王蒙，你可以讲汪曾祺，你可以讲萧也牧，你都可以讲，但是你不能写一个作家，写一个作家你太容易过了，而且容易影响你的视野。

既然是博士生，对这个学科你要全面地掌握，所以一般我不愿意放这一点，所以我记得你那时候毕业论文选了都市与乡村，我同意了。

你写到莫言以后，你把别人都忘了，把余华把什么都撇在外面了，我不希望你这样，所以这个博士论文是锻炼和考验一个博士生对整个的学科掌握的水平的，我希望你抓问题。我最近表扬老孟（孟繁华），我表扬他了，其实他的文章我没有太细地看，但他是抓问题的，当代文学当中慢动作慢节奏，他专门就这个问题来讲，我说老孟你这有新意了，我表扬你了。

因为现在很多文章大而无当，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洋洋大观10万字几十万字，不知道他讲什么，老孟提出新问题，我就表扬他了。

高：80年代末你创建著名的“批评家周末”，差不多活跃了十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引领作用，你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谢：大约就是 20 年前，也是一个周末，很可能就是周五——许多个周末我们就在北大校园一个冷僻的地方度过，还常常打游击换地方，那时候校园里面也没有别的人，主要都是一些年轻人，大家安心地在安静的校园一角从事思想上的交流、学术上的探讨。那是非常难忘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之交的一个又一个的周末。

“我是学者，我要发声！”（陈旭光后来总结的，他继续做“批评家周末”）——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也是那个时候我的心声。毫无疑问，“批评家周末”是一种学术沙龙的方式，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的方式：老师指导、策划、出题目（或学生思考出几个题目由老师来判断与决定），给学生指定与选题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范围。然后，这位指定的学生做主题报告，老师点评、学生讨论。沙龙的选题非常重要，我们不是什么都讨论的，而是有标准或者说是有“门槛”的。要根据学术的重要程度、学理性的强弱程度，以及与现实的某种关联程度等来定夺，要根据学生学习、学业发展和成长布局、学术心胸格局的需要来讨论。所以老师的指导很重要。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承担学术研究任务的学术训练，一种科研尝试。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北大的伟大传统在我们手上的一种承续和发扬光大。北大的精神源于伟大的“五四”，宗旨或精髓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而且勇于吃螃蟹，敢于冒险，致力于创新，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北大是常为新的”。

“批评家周末”引导学生关心文艺发展的现实动向，北大做的是活的学问，不是死的学问，尤其是我们面对今天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文艺现实。我们都密切关注当前的创作状态、评论状态，还有受众状态。我们不是把活的东西变成死的学问，而是始终抓住很鲜活的东西，抓住活生生的现实，文艺发展的现实，我们在沙龙现场实践与保持的，是一种时间和心态上的“现在进行时”。

高：你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有预感性，这来源于你的高度敏感，思考力和判断力，你提出过世纪末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世纪之交的文学，你不仅提出，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学术同人编著大型图书，比如你总设计策划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2种），“手风琴式的展开；拼盘式的组合；大文学的视点。”把文学和文化，学术史和思想史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学精神——时代精神，你能谈谈当时组织这套书的构想吗？

谢：“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最初的构想，受到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启发。我们文学的切入点和写作，也不同于通行的文学史，在纵向的层面上，在一百年的文学发展中，选取一个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年代，在这一年中，选取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件和现象，灵活地、有弹性地横向展开我们的考察，从而综合出一个阶段文学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我很得意的这套书的创意和写作的三个特点：手风琴式的展开；拼盘式的组合；大文学的视点。我们摒弃遗忘文学史研究的模式，也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文学上，我们把文学和文化、学术史和思想史作出了自由的打通和组合。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20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19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我打头写第一本《1898：百年忧思》，百年中国是充满苦难和忧患的一百年，这也是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我把1898文学定位“百年忧思”。钱理群的《1948：百年玄黄》，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和孟繁华的《1979：激情年代》等12本书，涵盖一百年中国文学，从关键的一年入手来深入解剖文学百年。

这套书以及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有很重要价值，1998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我请老孟为新版写总序，他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怀念那个学术年代》，深情回忆了产生这套书的“批评家周末”学术沙龙对话和讨论形式，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宽松、民主、平等地提出问题，师生一起讨论一起成长才有了这套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老孟说，“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

高：还是回到中国当代文学，它还在蓬勃地生长着，并一直生长着，你对这门曾经参与创建、现在还时刻关注的新学科——当然现在已经是老学科啦——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谢：我祝福这门新鲜的“老学科”，它已经是很规范的学科了，但是，它毕竟又时时在发展着，时刻和现实发生着关系。希望年轻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重视材料和史料，关注新理论和动态，关心当前文学的现状，既要有“学问”，也要有问题意识，让当代文学研究具有蓬勃的生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