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昌耀研讨会(2018年11月16-20日)能够召开，首先应该感谢在座的赵飞博士。在她的运作下，张枣研讨会今年四月份在长沙召开，当时其倡议者《诗刊》副主编李 少君遇到我，说常德也应该开昌耀研讨会，他会向胡丘陵部长建议。在胡部长的促成下，昌耀研讨会时隔半年就召开了，可见效率是很高的。

 本次研讨会的规格也很高。目前的昌耀研究有三个绕不开的人物：骆一禾、燎原和张光昕，但骆一禾已经去世。骆一禾只评论过三位诗人：海子、昌耀和北岛，其中的北岛论是他的学位论文，我尚未看到。他评论的这三位诗人足以使他成为重要的评论家。在昌耀给骆一禾的信中，先后提到一篇大札，一部长篇论稿，一篇长达35000字长文。但目前所见的只有一篇《太阳说：来，朝前走》（1988）。在该文开头的显要位置，骆一禾就表明了他的判断：“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得到较多的认同，如西川在《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中就附和了骆一禾这个看法：“记得骆一禾生前谈到昌耀时说过这样的话：‘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可我们却没有认出他来！’……昌耀在我心中作为一位‘大诗人’的存在，肯定源自骆一禾。”燎原先生是《昌耀评传》的作者，昌耀研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张光昕是后起之秀，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昌耀论》。此外，研究昌耀的专著还有肖涛的《西部诗人昌耀研究》（2015）。这部书我尚未看到，不过我不同意把昌耀界定为“西部诗人”，昌耀固然是个地方性鲜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还有时代特色，就像燎原先生刚才提到的，他的作品是对不同时代的紧密回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丰富体现。尤其是他堂·吉诃德式地与市场经济对峙，筹款出诗集，恋人跟了药材商贩，如此等等，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当代英雄。这也是促成其作品崇高悲壮风格的成因。因此，昌耀至少是个中国诗人，把他说成“西部诗人”显然窄化了他的成就。建强兄告诉我，马钧先生已完成一部研究昌耀的专著，尚待出版。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新诗评论的代表人物谢冕先生，著名诗人、评论家王家新老师，昌耀研究的早期主要评论家耿占春和敬文东老师。谢冕先生借闻一多的评论提出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为本次研讨会奠定了两个基本维度。耿占春是我的老师，当年我就是读了《失去象征的世界》才跟他读了博士的。在该书中，他评论了四位中国当代诗人，其中写得最好的是昌耀，即这次他提交的论文《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抒情作品的社会学分析》。王家新老师在《生命的重写——昌耀与其“早期诗”，兼论“昌耀体”》中给出了“昌耀体”的命名，在本次研讨会中得到多次回应；经燎原先生证实，“昌耀体”系首次提出，堪称本次研讨会的标志性成果。此外，王家新老师还坚持昌耀的早期诗是“重写”，而不是“改写”，这也构成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昨天听了李曼的发言后，我就想是否可以编一部《昌耀作品版本汇编》，把昌耀所有修改过的作品的不同版本编成一个集子。但这只能解决部分作品的“改写”问题，而“重写”却需要敏锐的艺术眼光才能识别。

昌耀是个追求完美的诗人，他生前忍着病痛“钦定”了自己的作品总集，并表示不要把其他作品编入集子。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掌握信息越多越好。如大家谈到的昌耀给SY的书信并非只有21封，这次研讨会召开之前，我和SY联系，她说还有一些书信没有公开。最近读了《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发现霍俊明在书中引用了昌耀给陈超的一封信。此外，我这里还有昌耀给伊甸的八封信，也未收入《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

尽管此前已有不少昌耀研究的成果，但如此大规模地集中讨论昌耀，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后年是昌耀辞世20周年，希望到时候举办第二届昌耀研讨会。胡亮先生建议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昌耀研究》，或许这需要成立昌耀研究会。刚才燎原先生说昌耀研究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希望更多人——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加入昌耀研究的行列，将昌耀研究推向新阶段。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