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西部羁旅诗人在新诗史上的重要性之一源于他们诗歌的审美人格追求。作为“新西部人”的西部羁旅诗人在婚姻家庭、自然环境、语言文化诸方面普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危机，这些身体和精神上的体验都成为了他们创作的素材。西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空间培育了西部羁旅诗人的西部气质，更影响到了他们的群体人格。面对相似度极高的西部遭遇，羁旅诗人们的创作心理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诗人们对西部遭遇的审美感知和心理形式的丰富性。西部诗歌在新诗主流极力展示灰色人生的高光时刻坚守了新诗初心，继续着对崇高健康的诗意人生的艰难探索，从启情到美情，在人格的美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西部诗歌；生存情况；心态观照；审美人格

项目： 2019年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特色基础学科项目：新世纪西部诗歌的精神考察（2019HYKY03）

西部诗歌作为1980年代的诗潮之一引起大家关注的时候，其实主要讨论的是一批西部羁旅诗人的诗歌。以诗人们在西部生活的时间长短上来划分，西部羁旅诗人群主要有两部分诗人构成：一部分是新西部人，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期在内地度过，有过一段青涩的内地生活后进入西部并扎根西部，在西部生活、工作，比如周涛、杨牧、章德益、昌耀、高平、沈苇、罗鹿鸣等；另一部分，则是成年后主动进入西部短期生活从而收集了西部经验的游子们，比如海子。总之，西部羁旅诗人群普遍有一个相似的经历：从内地的平原区、工农相对发达区和汉文化的核心地区进入到了高原上、群山间、农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来到西部后，被动和国家、时代的文化焦点、政治节奏等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又要面对西部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以及相对严酷的自然气候，因此他们的诗文创作从外表到内在都闪烁着相近的思绪和心态且形成了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审美人格。值得一提的是，西部羁旅诗人群的创作心理既有很强的相似性，但相同中也蕴含着丰富性，而这些丰富性在以往的西部诗歌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观照西部羁旅诗人坎坷的生存状况和丰富的创作心理，探究他们心理现象发生的内在机制和原因，对于准确认识西部诗歌的审美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时期西部羁旅诗歌对审美人格的追求在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正是对审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和对新诗美学传统的继承，使得西部羁旅诗歌在新诗主流极力展示灰色人生的高光时刻坚守了新诗的审美初心。

一

婚姻与爱情是了解西部羁旅诗人生存情况最重要的窗口之一。这个作为个人最为隐私的话题却最能还原一个诗人“普通人的一面”。尤其是作为“新西部人”的西部羁旅诗人，很大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往往成为影响他们在西部生存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每位羁旅诗人的婚姻恋爱虽各有不同，但又有着类似的一些情感遭遇和结局。羁旅诗人作为外乡人，拥有一个美好的姻缘本可以慰藉他们因远离故乡而孤独寂寞的心灵，但又由于多种原因，不少羁旅诗人往往在婚姻方面并不怎么如意。究其原因，首先，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移民到西部的外乡人，年青的他们可以为婚姻投入的物质资料一般少得可怜。他们大多是精神上的贵族，却是物质上的穷人。其次，在十分强调人情关系的西部，初来乍到的“新西部人”在本地当然也少有得力的亲戚故交。本地女孩嫁给“新西部人”就意味着缺少人脉。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尚武好勇的西部土著在审美价值上并不完全认同“新西部人”（读书人）相对的纤弱阴柔。以上三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西部人”在世俗婚姻上的艰难处境。当然，新西部人也有自己的骄傲，一般情况下，来自内地的新西部人往往受过比较好的现代教育，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经历，其家族成员可能接受城市文化的浸染也更多，因此新西部人容易形成一种莫名的“骄傲”的文化优越心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各自傲骄的新西部人和西部土著结合的婚姻确实很难做到诗人们理想中的琴瑟调和，不少人很容易地掉到了婚姻的泥淖中。以昌耀的婚姻为例，昌耀是湖南桃源人，妻子是土伯特女人，一方面，身处“流放之境”的昌耀得到了土伯特妻子从灵魂到身体对他的双重救赎，另一方面他俩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城市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冲突、理想和世俗的矛盾以及语言文化上的隔膜等。根据诗人燎原在《昌耀评传》中的叙述可以知晓，昌耀的两段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其实都是理想败给了现实。¹昌耀渴望伴侣和他在精神上有共鸣的想象破灭，很大程度上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八九十年代西部羁旅诗人的真实婚姻状况。诗是美好的，但生活是很现实的。大多时候，“新西部诗人”在婚姻中肉体和灵魂是撕裂的，这是时代给予八九十年代西部羁旅诗人的命运悲剧。用昌耀的话来说就是“宿命”。作为一心持续向理想世界行进的诗人，他们的婚姻败给了特殊的现实。罗素在谈到婚姻时说过：“如果人们的情趣、追求和事业存在着千差万别，那么，他们就会要求他们的伴侣情投意合。当他们突然发现所得到的与所期望得到的相差甚远时，他们就会感到心理不平衡。”²也就是说，不少西部羁旅诗人的婚姻与他们的理想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冲突，使得诗人们对世俗婚姻心有戚戚焉。

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也是西部羁旅诗人必须要面对的客观存在。沈苇1997年完成的《新柔巴依》一诗中，风的意象出现了八次，“沙子”与“风”搅拌在一起以黄沙、沙漠、风沙、泥土、尘埃的形象贯穿全诗，由此可见恶劣的自然气候给沈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体验。沈苇诗中写到“风”时，很少出现内地诗人笔下风的轻柔优美，而多是让人身体感到难受的一系列“寒风”。如，“寒风吹向无助的灵魂”（《向西》1994），“必须爱上寒风的刀和鞭”（《运往冬天》1998）。³引用他在2003年写的诗歌《沙漠，一个感悟》中的一句话：“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风的威力可见一斑。⁴总之，他那越来越多的充满着荒凉、死亡色彩的诗歌精神世界就建立在西部的荒凉与贫瘠之上。宁夏土著诗人刘中很坦率地在他的诗作中描写家乡西北农村的冬天环境十分严酷，这种严酷直接威胁着生命的延续。诗人在《金山的冬天》里写道：“沿山一带/操场荒芜/羊们已不能四处觅食/圈里的干草也困顿/西风逼得很紧”（《金山的冬天》）。⁵羊们在冬天的煎熬就是山区牧民的困境，也是坚守在山区的诗人的生活写照。刘中如此描述他在六盘山区工作的情况：“像在它弯曲的山道上奔走的青年和中年，时不时拎起一块石头、土疙瘩、牛粪蛋，甩向山沟；时不时拥住羯羊的脑袋、驴的脊背、土豆和麻籽，用酒碗装下他们的脾气……”⁶在西部行车，或许就是一次次生命冒险， “汽车走了，走的山石纷纷乱跳。”（刘中《纷纷乱跳的石头》）熟悉西部的人们知道，西部道路的两边多有险滩急流、崇山峻岭，行车途中极易遇到地震、塌方、暴雨、泥石流等突发状况。⁷从沈苇和刘中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环境危险系数很高。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西部羁旅诗人来自温暖湿润、鱼米肥沃的南方或政治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往往被西北的贫瘠和青藏的荒芜惊呆，人生地疏的他们在生活上确实诸般艰难。比如，青海的昌耀、罗鹿鸣来自洞庭湖以南的湖南；周涛生于北京，十岁迁到新疆；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十七年时期进入新疆；章德益的家乡是江南水乡，高中毕业后进入新疆，不胜枚举。总之，青少年时期才进入西部工作生活的诗人们，面对迥异于家乡的自然地理气候，肯定遭遇了许多外人难以想象的客观困难，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西部经验。

第三，其实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语言文化的障碍也对西部羁旅诗人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西部是中国的主要少数民族聚集地，各个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中华文化以其极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使得几千年来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基本以比较完整的形态保存了下来。这就导致可能在西部更偏远的牧区，几十公里或许都找不到一个会说完整汉语的人。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西部羁旅诗人在语言交流上的孤独，从而对其心理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寂寞就成了羁旅诗人的主流情绪，就像新疆诗人郁笛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多么寂寞的小城郊外，春天追赶着一群饥饿的羊”（《阜康城外：羊群和墓地》）⁸西部羁旅诗人的“寂寞”在主流学界被普遍关注，几部主要的文学史在写到昌耀的时候都强调了昌耀诗歌的主流诗绪是“寂寞”，而如何表达“寂寞”的情绪和处理与“寂寞”的关系就构成了西部诗歌的多元化面孔。

综上所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新西部人”的西部羁旅诗人在婚姻家庭、自然环境、语言文化等方面普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危机，这些身体和精神上的体验都成为了他们创作的素材。在此，关于他们的生存情况，还有一点也应该引起关注，那就是作为“新西部人”的西部羁旅诗人大多都生活在体制内，有着比较稳定的工作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文革后，昌耀在青海省作协任专业作家，周涛在乌鲁木齐军区任创作员，杨牧在石河子市文联工作，章德益在《新疆文学》任编辑，罗鹿鸣在青海作中学教师，高平去了甘肃工作,年轻一代的沈苇进疆后在新疆作协工作。他们大多亲自参与了新时期二十年西部的建设，亲眼目睹了西部的发展。因为羁旅诗人在体制内的身份，使得他们对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这些羁旅诗人在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使得他们容易把自己和唐宋时期边塞诗派的精神历程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又被冠称为“新边塞诗派”。体制内的工作保证了他们起码的生活需求，也吻合诗人们忧怀天下的传统文人的身份认知。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羁旅诗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整体观照是有重要意义的。西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空间培育了西部羁旅诗人的西部气质，更影响到了他们的群体人格。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历史和人本身，也创造了美。⁹西部羁旅诗人群在西部的经历中收获了西部体验，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审美意识。

二

1980年代中期西部诗歌作为思潮出现的时候，昌耀、周涛、杨牧、章德益几位诗人的作品成了西部诗歌的代表。杨牧等人和诗刊《绿风》的合谋，推动了西部诗歌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与世人见面。昌耀诗歌表现的苦难意识和章德益等几位新疆诗人诗歌呈现出的雄性、阳刚精神等迅速被诗坛确认为西部诗歌的整体风貌。其实，面对上一部分简述的西部羁旅诗人的普遍遭遇时，诗人们的创作反映有相对的一致性，但一致性中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也就是说，有不少以“西部地理”为自觉意识创作的羁旅诗人的创作心理并不完全符合“西部诗歌”诗人群的整体风貌，却并没有得到客观认识，下面笔者就把新时期二十年间西部羁旅诗人的几种主要创作心理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归纳，以便更准确地理解西部羁旅诗人创作风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放逐者”的形象。包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无妄之灾，宿命意味。从青年时期进入西部并扎根西部的新西部人，较易产生一种“被放逐”的心态。比起内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新西部人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落差。文化上的不适，生活上的变异，乃至自然气候的迥异，使得新西部人在现实、亲情、爱情等的处理上有诸多的不适感。西部羁旅诗人不少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文人的名利羁绊，通达于仕途，显名于故里的人生追求在西部羁旅诗人的骨子里多少都有遗存。他们的身上往往呈现出两种身份的冲突，一个是自命不凡的读书人形象，一个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困窘者。昌耀是最具代表性的“放逐者”形象诗人之一。昌耀“表现在诗歌中的悲剧精神，则是以忧患意识为内容，以善恶、是非为标准的传统悲剧价值判断，展示的是被流放荒原的苦难”。¹⁰正是这种被放逐的心态，使得昌耀笔下高原的主体色彩荒凉孤寂。1980年代创作的《大山的囚徒》、《山旅》、《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构成了昌耀自传性的“流放四部曲”。¹¹因为昌耀在新诗界的影响力，“苦难意识”也被主流诗坛认定为是西部诗歌的主要情绪之一。

得道者的心态。同样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感悟于西部山川人文的启迪，对人生有了一种相当的体认高度；二是由衷感恩自己的西部经历，把在西部的遭遇看做一种人生境界获得的必须经历的磨砺，认为正是西部的磨砺成就了自己，使自己幸运地蜕变成了“灵魂的导师”。这类诗人一般都是被外力投放到了西部生活工作，在不如意的经历中悟道似地发现了命运不幸之中的大幸，创作中有一种感恩的诗绪和与苦难和解的姿态。恰如1980年代羁旅新疆石河子的诗人杨牧在诗歌《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中写道：“我博大广袤的准噶尔啊，/你给了我多少恢弘的的画展！”¹²杨牧在诗中明显有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感悟。得道者心态在2000年后的新世纪西部羁旅诗歌中也比较普遍，一般都混杂着感恩的诗绪。

建设者的形象。新中国从成立初开始，就在西部各条战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西部诗歌中出现了不少讴歌西部建设中的劳动者和抒发对西部建设热潮赞美的佳作。例如十七年时期的“石油诗人”李瑛反映河西走廊石油城“玉门市”和1960年代艾青有关军垦城市“石河子市”的诗作。以建设者的形象书写西部一直是西部诗歌的重要主题设置之一，新时期二十年建设者形象的西部诗歌继续得到了充分发展。以石河子市为例，这座新中国成立后以兵团建设的形式在戈壁滩上创建起来的新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继续见证着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不朽精神。诗意地反映这种精神，记录这种奇迹，成为西部诗歌的时代任务之一。石河子市是在戈壁上沙漠边建设起来的。几代兵团人与戈壁沙漠抗争，硬是把荒漠变成了绿洲。石河子诗人贺海涛在他的诗歌《咆哮的拳击手》中写道：“征服大沙海/（一股风一股绿色的飓风/刷起我冲动的溪流）/挥一挥拳击手套，砸过去/轰鸣，轰鸣/沙海的大口吐出黄色的雨/又要还击我的进攻。”¹³人和大自然的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用诗歌反映历史、推动历史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西部诗歌以西部开发建设为题材，让“咏史诗”在新时期焕发出了时代的生命。

精神苦旅者形象。西部浓烈的宗教文化、辽阔的自然地理、绵长的人文历史往往成为一些内地诗人实践“诗和远方”的理想之地。例如海子就多次来过西部，诗人希冀通过在高原上向高原上的一切致敬的方式，达到“当我的眼神被高原同化，便强悍地掏出岩蕊/插满我全身就像插满高原的节奏/抖落所有的平庸软弱/我也去巡视天空” 。¹⁴海子试图通过与人文自然地理的亲密接触，洗去现代文明的污渍，还原人类原始的伟力，从而获得身心的救赎。如果对海子是否归属于西部羁旅诗人的身份存疑的话，可以再看在青海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的湖南籍诗人罗鹿鸣围绕“青海湖”创作的一系列诗，他在《土伯特人》中写道：“高原如盾牌抵挡太阳之箭抵挡雪风之九节鞭/岁月之利戟还是把它砍伤了沟沟壑壑可供考证/这自然之杀戮却催生了一群高原之子/他们同牛毛毡房一道菌开在漠野/他们是土伯特人是高原青铜之群雕。”¹⁵在诗人看来，高原上的坎坷经历成就了土伯特人不朽的精神和存在的意义。那么，推而及己，自己在高原上所经受的苦难也正好是精神攀升所必不可少的一种经历。精神苦旅者形象普遍还带有朝圣者的心态。神秘的宗教感觉总是笼罩在他们的诗歌深处。

拜物者心态。这一类诗歌心理与上面的精神苦旅者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也有本质上的区别。精神苦旅者是把在西部的经历当做自己的某种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磨砺，而拜物者形象类诗歌则侧重于对西部风物的顶礼膜拜，他们往往容易被神秘高远且充满伟力的西部风物折服。比如章德益的诗作《西部太阳》表达的就是从小产生的对西部太阳的神往之情，当然这个太阳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太阳，它是经过诗人重塑的具有自然美的精神太阳，但他的原型就是大漠草原中的“西部太阳”。对西部风物的膜拜让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重返干净的状态。正是西部羁旅诗人的孤独状态，使得他们恰如美国诗人爱默生描述的可以感知天体中永恒的崇高与壮美，避免了浅吟低唱的肤浅。

赞颂者形象。具有积极的对西部体验的认识，深受政治抒情诗的影响，虽在六七十年代遭受了特殊年代的困厄，但依旧保持传统的家国情怀不变，高度体认“民族团结”等意识形态理念，唱出了一首首发自生命的赞歌。新疆诗人周涛在1980年代的创作是“赞颂者形象”诗歌的佼佼者。如，1978年诗人创作的诗歌《天山南北》，声调高亢，形式整齐，情感饱满，比喻单一，和当时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民性”特征。周涛的诗歌既诗意浓厚，又活泼好懂，也是“赞颂者形象”诗歌一贯的美学反映。1980年代被学界指认为“新边塞诗”流派的创作最主要的心态之一就是赞美者的心理，他们的创作以新疆风物为主；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刚健、沉雄；充溢着热爱边疆土地，热爱边疆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¹⁶

学术界一般都把周涛、杨牧和章德益三人并列来描述1980年代中期西部诗歌兴起的盛况，但其实三人的差异非常大。当“西部诗歌”作为一个思潮群体被描述时，个体创作的特殊性就会被有意遮蔽和强制阐释。这当然是不应该的。周涛、杨牧、章德益三人虽都书写西部风物，好似都在歌颂西部风物，但三者的差异十分明显，杨牧诗歌的主体是诗人自身，而周涛诗歌中的西部风物往往就是诗歌的主体，章德益的诗歌主体则具有群体性特征。通过理性分界，对西部羁旅诗人的心态类型进行梳理，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西部诗人的创作个性。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分界只是理性层面的一种行为，因为实际上不少羁旅诗人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心态。比如，周涛和杨牧的诗歌中都有较为浓烈的感恩意味，昌耀的诗歌既有受难者被放逐的情绪也有宗教感的苦行者心态。面对相似度极高的西部遭遇，羁旅诗人们的创作心理呈现出的多样性反映了诗人们对西部遭遇的审美感知和心理形式的差异。

三

“审美人格是一种远功利而入世，融小我进大化的诗性人格。它追求以无为精神来创构体味有为生活，着意于生命过程的诗性自由。”¹⁷“知人论诗。了解诗人的现实人格，然后才可以认识诗的审美人格。现实人格是审美人格的基础。健康的或崇高的现实人格决定着健康的或崇高的审美人格。”¹⁸然而1980年代中后期，位居主流诗坛的第三代诗人用日常生活取代宏大崇高，戏谑和反讽的叙事诗意彻底瓦解了人们用诗歌来建构理想生活的意图。人们通过诗歌把握到的是一个碎片化的、反理性的、无意义的既庸俗又荒诞的世界。新诗对世界庸俗化荒诞化的过度表现，一度冲淡了新诗作为文艺应该为时代进步呼唤、为社会变革呐喊的本质要求。这样一来，第三代诗人诗歌的审美人格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和质疑，又加上几位年轻诗人（海子、戈麦、骆一禾、顾城等）的意外身亡，进而引发了对诗人品格、素养等的批评声音。幸运的是，第三代诗人的诗学主张并不能涵盖1990年前后所有的诗歌流派，其中西部诗人群就独立于第三代诗人的诗学主张之外。西部诗歌在新诗主流极力展示灰色人生的高光时刻坚守了新诗初心，继续着对崇高健康的诗意人生的艰难探索。本文对西部诗歌审美人格的生成逻辑和重要意义做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理论逻辑。西部诗人群整体健康、崇高的现实人格是西部诗歌审美人格健康崇高的基础。学者许金声在《走向人格的大陆》一书中指出：“评价一个人的人格健康与否或崇高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看这个人的三种力量的大小。这三种力量是一个人为了实现需要的满足而具备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它们是实现人的需要的内在驱力，因而能确定人格的实质。”¹⁹西部地理恰为西部诗人群提供了强大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从智慧层面讲，西部悠久的历史遗存、浑厚的宗教文化以及当代人的伟大实践足以让西部诗人群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这就正表现为当内地诗人深陷在现代性精神危机中时，不少西部诗人还能拥有得道者心态、拜物教心态和感恩的心绪。笔者也撰文论述过西部诗人群创作的精神高度，尤其是理性抒情诗和长诗的写作层面，攀升到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高度。²⁰从道德层面讲，西部诗人群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为正面的精神生态的吟诵，不同于朦胧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进入到现代国家进程的精神层面的建构。²¹所以说，西部诗人群的道德力量是正统的中国传统道德力量，在中华大地上有着无穷的生命力。他们诗歌的兴起和形成前提是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²²最后，从意志层面讨论：西部羁旅诗人经历了大多数内地诗人没有遇到过的苦难和挫折，磨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们化意志为力量，创作的诗歌虽反映了多样性的形象心理，但多样性中又有一致性，那就是永不变化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第二，地理逻辑。西部羁旅诗人偏爱雄阔、高远的西部风物，形成了对崇高美的美学偏好。西部诗歌中常见的物象比如“大风”“雄鹰”“草原”“高山”“苍狼”“猎豹”“雪域”等呈现出阳刚、雄性的美学风格。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粗犷、雄性、阳刚、伟力、坦率的空间精神。在这样的空间中孕育而生的西部诗歌，其风格自然倾向于崇高和伟力，而绝难像江南地区的诗歌那样婉约细腻，或者像都市空间中诗歌那样日常灰暗。例如，黄河水势汹涌澎湃，草原沙漠辽阔无垠，雄鹰蓝天展翅飞翔，不管是来自南方水乡的昌耀、罗鹿鸣，还是出生于山东京畿一带的周涛、高平，面对此情此景，大自然的伟力和宽阔的品质顺理成章地就影响了诗人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知。地理对西部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在“意境”的生成方面。不少西部羁旅诗歌不仅强调意象，还关注意境。意境“天人合一”的追求，使得西部诗歌实现了生命过程的诗意自由。有学者把“自然美”划分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了的自然美”和“未经劳动加工、未成实践对象的自然美”。²³“许多险恶枯索的自然美景尽管表面上杂乱无章、荒诞奇特，然而那里头往往也体现着某种多样的统一，不但暗暗地契合美的形式律，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能激发审美主体无穷无尽的自由联想。审美者文化程度愈高，审美经验愈丰富，愈能从中发挥其审美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其联想的自由丰富性。”²⁴西部诗歌审美人格的形成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艺术规律。

第三，历史逻辑。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²⁵西部羁旅诗人的创作肯定是建立在古代西部边塞诗人、近现代西部诗人的优秀作品和伟大人格精神基础之上的。以两度出塞的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为例，岑参边塞诗的意境、风格、想象等对当时的诗歌创新贡献颇大，尤其是其的创作在爱祖国大好河山和忠于国家民族方面做到了完美统一，成为以后边塞诗歌创作的楷模。我们遍观当代主要的西部羁旅诗人诗作，他们正是继承了以岑参为代表的古代边塞诗歌的精神气质和审美人格。还需要关注的是，十七年时期，李瑛、闻捷、公刘、高平，乃至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的创作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建设、民风民情、革命传统等题材的喜爱，对奉献、互助、支援、团结等美德的弘扬以及对自然美、力量美、健康美等的展示，都为西部诗歌崇高健康的审美人格奠定了基调。因此，新时期以来西部羁旅诗人展示出的“风骨”和同时期内地一些诗歌的“颓废”形成的鲜明对比具有了历史意味。

在简述了西部诗歌审美人格的生成逻辑后，也有必要对其重要意义做一简要的讨论。审美人格是一种诗性人格。审美人格为人性的涵育与人化生存确立了重要的主体条件和理想目标。²⁶无论当代新诗如何多元，新诗的审美人格追求应该成为诗人努力的共识。当然，强调新诗的审美人格并不是主张在诗歌中对健康和崇高进行直接表白，也不是简单否定诗歌中的“审丑”，而是应该“以情为生命的本体张目，也倡导由启情而美情，最终把情感的涵育导向了人格的美化”。²⁷审美人格是美学意义上的人格，指人的精神面貌具有审美特征，达到了美的境界，表现出和谐、个性、自由、超越和创造等基本特性。²⁸西部诗歌对审美人格的追求，使得西部诗歌总是洋溢着一种生命的灵性和情感的充沛，始终在人和自然、宇宙的对话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使者身份。在今天人类普遍遭遇精神生态危机和生命活力受到工业文明威胁时刻，西部诗歌对审美人格的坚持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结  语

西部羁旅诗人不同于内地诗人的人生经历与古代边塞诗人的遭遇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与古代边塞诗人有很多共通的基因，他们的诗文创作也传承了古代边塞诗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他们在诗歌史上的位置也与古代边塞诗人的地位有相似之处。但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当代西部羁旅诗人在新诗史上的位置或许更加重要，这主要源于他们诗歌自觉的审美人格追求。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主流诗坛引发的新诗危机。不少书写日常生活的诗人某种程度上放弃了理想人格和诗意自由，他们肆意地在世俗生活中打转和消磨。这些诗歌对审美人格的抛弃，说到底还是这些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心组织”失去了超越了自身的动力。笔者以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依然是今天写好诗的必备过程。行万里路，其实就是社会实践。1990年代以来的诗坛知识分子诗人缺少的就是社会实践，而底层诗人的素养又亟需提升。诗歌中健康崇高的审美人格的实现，社会实践和人文素养二者缺一不可。²⁹所以说，西部诗歌是“天”选诗歌。

作者简介：王四四（1978-）：男，甘肃陇西人，2001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目前西藏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在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中国新诗、民族文学等的研究。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